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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古書畫鑒定學的發端與傳統書畫鑒定中的作偽手段

      現代古書畫鑒定學的發端與傳統書畫鑒定中的作偽手段

      時間:2023-05-24 12:09:25 來源:廣東省文物總店 作者:吳吳吳

      現代古書畫鑒定學的發端與傳統書畫鑒定中的作偽手段


      作偽,作為中國古書畫鑒藏體系中一個繞不開的話題,長期以來就在書畫的鑒定與收藏過程中如影隨行。中國古書畫的作偽可謂由來已久,至少在魏晉時期就已經出現,至宋代達到第一次高峰,其后經過元代的蓄勢,至明清再度迎來作偽的盛況。辨偽與鑒真,是從事文物鑒定與收藏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明辨真偽、確定年代、考訂作者、梳理文物遞藏傳承關系等,是擺在歷代鑒藏家面前的重要問題;仡櫧▏,在文藝事業百廢待興的境遇下,了解文物專家是在怎樣的情況下開啟了現代書畫鑒定學科,就具備了重要的研究意義,F代書畫鑒定學的發端1949年新中國成立伊時,全國文物工作的復興與建設也在緊鑼密鼓中展開。當年11月就在國家文化部的管轄下成立了國家文物局,并由鄭振鐸擔任新中國首任文物局局長,下設古物處等多個政務部門;垩圩R珠的鄭振鐸一經到任,便在次年將時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任職的張珩調來局里工作。張珩成名已久,早在三十年代起就兩度被聘為故宮博物院鑒定委員,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古書畫鑒定專家。調來北京的張珩又向鄭振鐸舉薦了另一位他曾在上海文管會工作時的同事——徐邦達。于是鄭振鐸也將徐邦達調來北京,與張珩一起共同負責古書畫的收集與鑒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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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珩(左)與徐邦達(右)

      自此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古書畫鑒定事業留下了張珩與徐邦達的身影,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張珩與徐邦達等人共同從民間鑒定并征集大量古代書畫,并從中發掘出一批湮沒已久的珍品,這些藏品后來又調拔到北京故宮博物院,為故宮書畫類藏品體系的不斷完善做出了杰出貢獻。1962年,時任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主任的金維諾先生邀請徐邦達為院系的學生講授書畫鑒定,徐邦達欣然應邀前往,前后共開講八次,系統講解了有關書畫鑒定的理論方法、成果舉例與有關經驗。后來金維諾又邀請了張珩前來做了兩次講座,內容主要涵蓋如何以科學的方法分析、辨別古書畫,以及辯證看待鑒定元素中的主要依據與輔助依據等。張珩在央美的兩次講座,經當時在場聽講的劉九庵先生等人記錄成講稿筆記后,又經王世襄先生整理,再經啟功先生校訂,最終刊載在《文物》雜志1964年第3期之上,標題命名為《怎樣鑒定書畫》,之后一版再版,時至今日已然成為書畫鑒定工作的重要參考資料,并被認為是“書畫鑒定理論走向系統化和科學化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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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珩《怎樣鑒定書畫》
      文物出版社1981年6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而徐邦達的八次授課內容,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未見公開發表,直至53年后的2015年,由當年正在央美美術史系上大二的薛永年先生記錄并整理之后,分六次連載于《紫禁城》雜志2015年第12期至2016年第5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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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永年于1962年記錄的徐邦達授課筆記

      在完成央美的八次授課后,徐邦達又對授課內容不斷加以完善總結,并結合在日常征集、鑒定工作中累積的經驗,將古書畫鑒定的理論經驗擴充總結成《古書畫鑒定概論》和《古書畫偽訛考辨》二書,分別在1981年文物出版社和1984年江蘇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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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為文物出版社1982年8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的《古書畫鑒定概論》
      右為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古書畫偽訛考辨》
      在張珩與徐邦達以前,基本尙未有人從科學的角度系統地總結闡述關于古書畫鑒定的方法和經驗,自此之后張珩與徐邦達的這幾部著作成為這十節課無意中構成了現代中國書畫鑒定學的發端,并成為從事研究書畫鑒定入門的必讀工具書。傳統古書畫鑒定中的作偽手段以張珩、徐邦達等人為代表的現代書畫鑒定學體系一經成立,便在古書畫的征集、鑒定過程中帶來強有力的理論與經驗支撐,為古書畫的辨偽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在這種背景下,關于古書畫鑒定中常見的作偽手段也被系統地總結了出來,無論是民間藝術品市場交易,還是官方文博單位從事藏品征集收購,遇到的書畫作偽方法都幾乎都逐一展現在大家面前。臨“臨”是在古代書畫作偽的復制手段中,極為常見的方法之一。這種方法是作偽者先將原作放在案臺前或旁邊,再按照原作的風格和筆墨痕跡邊看邊臨,盡量將偽作臨得像原作,用現在的話說近似于“抄襲”,也稱“對臨”。這種方法千百年以來都普遍存在,大部分的作偽者往往在對臨的過程中會或多或少地加入自己的用筆習慣,仔細對照原作可以發現其中細微的差別,從而露出馬腳。但也有極少數作偽者如張大千,具備極為精妙的對臨水平,即使富有經驗的鑒賞家也容易被他瞞天過海,在研究其相關畫作時需要特別留意。在行業內,將以“臨”的方式制造出的復制本稱為“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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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真跡(局部)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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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王翚《富春山居圖》臨本(局部)現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摹在近代影像印刷發明之前,“摹”是最與原作形似最接近的作偽手段。在今天我們常將“臨摹”合起來念,然而它們其實在古代是達到同一目的的兩種并不相同的方法。“摹”至少在初唐時期就已經非常成熟了,它的具體方法大致是先將一種事先經過涂蠟和烘燙而成的硬黃紙蒙蓋固定在原作上,再用細筆淡墨在硬黃紙上對照底下的原作勾勒出外邊輪廓,勾勒過程講究“如燈取影、纖毫畢現”,非?简灳條功力。待勾邊完成之后,即從原作上取下硬黃紙,用墨筆按原作中的濃淡輕重的變化,將輪廓內的空白填實,從而完成作偽過程。這種方法應用在書法上最多,也見于復制唐代及以前以線條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較工細的繪畫,唐代以后的畫作不再以線條為主,出現了勾、皴、擦等豐富的筆法形式,此時“臨”比“摹”就更能發揮用場了。在行業內,將以“摹”的方式制造出的復制本稱為“摹本”,只勾勒出外部輪廓而不用墨填實的摹本又稱為“雙勾本”,勾勒完輪廓并用墨填實的被稱為“雙勾廓填本”。通過“臨“、”摹“等方式偽造出的與原作真跡近似的書畫臨本、摹本等,通常在行業內將其與原作真跡并稱為”雙胞胎書畫“(兩件)或”多胞胎書畫“(三件及以上),它們在構圖、筆墨甚至畫面細節等處都有高度相似的特點,其中原作真跡也被稱為”母本“。

      ▼史上最著名的書法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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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馮承素《晉王羲之蘭亭集序》摹本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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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承素摹本中的雙勾痕跡 (紅圈處)

      仿與前兩種作偽手段不同,“仿”一般是沒有原作可供參考的,作偽者完全憑空按照自己對某一家作品技法形式的熟練,專門模仿前人或他人的風格特點而創作出的偽作。用“仿”的方法作成的偽作,往往相較“臨”和“摹”來說更為自由,它脫離了原作的“束縛”,容易摻入作偽者自己的習慣特點,顯得自然活潑。有時雖有原作,但作偽者只參考其用筆特點,取其筆意并不忠實對臨,甚至依照原作風格創作出其它面貌的書畫作品,也可歸入為“偽”的范疇。在行業內,將以“仿”的方式制造出的復制本稱為“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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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張大千仿《八大山人和石濤合作山水圖》 此軸曾經羅振玉誤鑒為真跡 原藏于遼寧省文物總店



      如果說“仿”比“臨”和“摹”較為自由的話,那“造”比“偽”還要更為自由。這種作偽手段不僅沒有原作參考,甚至不需要參照某一家的風格,而完全按照作偽者自己的風格水平創作,最后落下某一位古代書畫家或同時代的大家名款即算結束,也可稱為“托名作”。這種作偽手段所偽造出的古書畫與原作者的風格水平往往存在較大出入,在徐邦達老先生看來是最為下等。偽造的書畫中也有水平較高的,行業內稱之為“偽好物”,民國時期張大千偽造的古書畫便具有極高水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添加名款,“造”便不算作偽,只是作者自己的獨立創作;而一旦加上名款假托于他人名下,便從創作跨向作偽了。而“臨”、“摹”和“仿”即使不加原作者名款,也有作偽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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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偽宋代岳飛《后出師表》拓片(局部)
      此系后人書寫完成,托名于岳飛
      以上四種作偽方法,無論是內容、名款、印章、題跋等都是作偽者從頭到尾完全偽造而成,然而還有更為狡猾的作偽者,他們立足于舊本甚至真跡,人為地更改原作的款識及鈐印等畫面組成元素,甚至改變原有的裝璜結構,偽裝成新的面貌出現,從而又引出新的作偽手段——改頭換面、拆配割裂。
      由于這些偽作上保留了相當一部分的“真東西”,于是給鑒定工作帶來不小的難度和挑戰,對鑒定者眼力的提高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頭換面用“改頭換面”的方法偽造書畫往往具有較強的迷惑性,作偽者先利用一件古代舊本真跡,在其上增添或刪減一些元素,從而將它偽裝成另一件古代“真跡”,這種方法在行內普遍被稱為“移花接木”之法。由于可能都是古代作品,卷面上有著相似的時代風格,故而其迷惑性不言而喻。從技術層面來看,這種作偽手段涉及到兩種手法,即“添”和“減”。“添”通常是在一些無款識的舊書畫作品中,作偽者為其添加具體的名款或印章,將它改裝成某位名家的作品,有的甚至還會偽造添加時人或后人的題跋,為偽裝的名人書畫鼓吹“佐證”。后添名款的書畫作品往往筆法風格和墨色新舊等都與其正文內容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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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人仿唐代盧楞伽《六尊者像圖》六幀之一 高腳桌椅晚至五代才開始流行,且“降龍伏虎”始出于宋代,唐時均未出現,左下“盧楞伽進”四字款識墨色浮垢(徐邦達語),為宋人偽添,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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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人偽添的“盧楞伽進”名款“減”是作偽者在舊作真跡的原本面目上,采用刮、裁、挖、擦、洗等方法將畫面中原有的名款、印章、題跋刪去一部分,從而改變了原作者的身份,偽造成為其他名家的作品。這種手法通常是將書畫上或許并不出名的原作者名款和印章刪減而去,僅保留名氣較大的題跋者款識,使觀者誤以為原作出自題跋者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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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倪瓚《吳淞春水圖》(款),此軸畫心左上為倪瓚落款真跡,左邊款為明代王穉登跋文真跡,右邊款為明代董其昌跋文真跡,此圖山水筆墨風格與倪瓚不類,作偽者刮去畫心右上的,原作者落款真跡,使本為跋文的倪瓚手跡替換成原作者真跡,現藏上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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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淞春水圖》畫心右上的原作者落款處留有刮去痕跡(紅圈處)據倪瓚款文詩句內容推測,原作者可能為元代張中“添”與“減”有時并不獨立出現,它們可能組成減而再添的形式,將原作中一部分或許不見經傳的名款、印章和題跋刪去,在原位置添換成其他大名家的款識印記,這種引申出的組合式作偽即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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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鮮于樞《行書醉時歌等唐人詩十二首》(款)(局部),行書正文與鮮于樞風格不類,冊頁最后名款和鈐印皆為后添,(詳見下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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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冊末尾名款”樞“與二方鈐印”鮮“(細朱文)、”伯幾印章“(白文)皆為后添,此冊行書正文后還接有一紙,原作者題下款識及鈐印,后被”減“去裁掉,并“添”鮮于樞名款及印章(紅圈處)“添”、“減”和“改”這三種方法都是屬于改天換面的手段。
      拆配割裂一件完整的古代書畫真跡所具備的全部組成元素,包括原作者的書畫正文內容、款識和印章,也包括時人或后世鑒賞者的題跋和印章,作偽者將真跡中原作者或鑒賞者的名款、印章和跋文剪裁去掉即為“拆”,而將偽造的款識、印章移裱在舊本真跡之上或將真實的款識、印章移裱在偽造的書畫復本上稱為“配”。辨別“拆配”的作偽手段主要是從畫面中款識、印章的拆配痕跡和款印與主題畫心之間是否存在聯系,低劣的偽款或偽跋與畫心內容缺少必然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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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米芾《拜中岳命詩》此卷后有元代倪瓚款跋文,為后人臨寫后,“拆”去真跡,“配”以此臨本接裱(紅圈處)而米芾此詩帖本身為真跡,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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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中岳命詩》卷末的倪瓚款跋文臨寫本,此跋“用筆滯鈍,但形式還象倪書”(徐邦達語),非倪瓚原跡,作偽者“拆”下倪瓚跋文真跡后,或往別處“添”真跋“配”偽作
      “割裂”是在“拆”的程度上更進一步,舊本真跡的裝裱形式原本可能是立幅、長卷、冊頁或通景條屏等形式,作偽者將整個畫面分割成數段,它們既是真跡的一部分,但又并不完整。用“割裂”的方式最直觀的目的是將一件大尺幅的古書畫分割變成多件以便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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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戴進《洞天問道圖》,全景氣韻不全,現存畫心遭多處裁割,四邊山石林木殘缺明顯,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判斷是否存在“割裂”情況的主要方法是從整體的構圖和神韻上觀察古書畫是否完整,分割后的古書畫作品往往缺少整體連貫的全局章法。古書畫作偽中的迷之現象——代筆“代筆”是書畫作偽中情況非常復雜的現象,其復雜處不在于代筆的過程,而在于給鑒別本身帶來的困難。這種作偽手段的操作方式是“原作者”出于各種目的,授意他人代為執筆,在完成后由自己親自落款并鈐印。通常情況下,書法中的代筆之作連名款也是代筆人完成的,只有印章才是“原作者”自己的。鑒別代筆之作的難處在于,為原作者代為執筆的他人往往是受到原作者認可的代筆人,其技術水平和風格通常與原作者非常相似,原作者與代筆人的關系大多為親屬、弟子或君臣,筆墨風格一脈相承、關系親密,而且名款和印章又確實是原作者自己的,甚至還沒有其它添減改動和拆配的痕跡,這就給鑒別工作帶來巨大的挑戰。歷史上代筆現象較為普遍,諸如文徵明、董其昌、乾隆、溥儒、齊白石、張大千等人都有不止一個代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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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管道昇《秋深帖》(款)此帖為管道昇丈夫趙孟頫代筆而成,末尾名款留有更改痕跡,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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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深帖》末尾更改的名款痕跡,原書“孟頫”,后原地改寫“道昇”關于“代筆”與偽作的關系,行業內的鑒定大家也有著自己的看法,啟功認為“書畫的偽作與代筆不同。偽作是他人偽造某人之作,某人完全不知,也沒有責任可負;代筆是請別人代作,而自己承名,責任應由承名的人自負。”按啟功的看法,代筆之作是原作者自己造自己的假,與代筆人無關。而徐邦達認為“代筆書畫雖然是經本人授意而成,和私作偽本不同,但從實質上講,總是出于另一人之手,僅用本人的題、印,仍屬于作偽的行徑,只是出發點有所不同而已。”,又說“代筆就是代筆,我們也不必去硬把真、贗兩個字給它作死的規定。當然名(款稱)實不相符,終究和作偽還有些共同之點......“由此可見,在徐邦達看來,無論是原作者還是代筆人,都對代筆之作負有各自的責任。傳統的古書畫作偽手段不外乎是臨、摹、仿、造、改、添、減、拆、配、割這幾種方式,但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作偽的手段也在與時俱進,產生了木版水印、電腦印刷、掃描噴繪等方式,應用在書畫上的現代作偽手段更多地轉向數字圖像技術。傳統的鑒別方式主要靠目鑒分辨,而面對利用新科技作偽的古書畫,有時還需要借助儀器放大分析辨別。從事古書畫鑒定不僅要掌握鑒定的方法,也需要了解作偽的手段,才能更全面地為相關研究指明辨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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